比如现在户部的班底，就是当年方望海在南直隶浙江实行钞关税时候征募的吏员，而各地市舶司系统的官员，基本上都是福州市舶司的顾吏。

　　而且东南的吏员都是有俸禄的，六级吏员的体系，让吏员也有了升迁的空间。

　　而工作优异的吏员，同时还能够参加官员的考试，不像是以前那样一辈子都是吏员了。

　　而且吏员毕竟不用在吵闹的工坊中工作，也不用辛苦的背井离乡，冒着出行的风险去做生意。

　　这已经是读书人能够选择的比较好的职业了。

　　在东南扩张的初期，苏泽也在福建、浙江和南直隶办了一些吏员学校，专门培养行政和经济方面的吏员人才。

　　而本来南直隶、浙江和福建就是科举大省，这三个地方的读书人是最多的，而能够通过进士考试的毕竟是少数，还是有大量的秀才和举人没办法入仕。

　　这样，成为吏员似乎是一种不错的曲线救国之路。

　　如果只是这样，那也不过是一件好事，一台国家机器不仅仅需要官员，也需要大量的行政人员。

　　申时行忧虑的说道：“南直隶、浙江福建的教育最好，吏员学校也是最多，但是竞争也是最激烈的，有的岗位甚至达到了五十个人竞争一个职位，难度要比我们之前参加的县试还大。”

　　“于是有一部分的读书人，选择到别的府县，乃至于别的省参加吏员考试。”

　　“尤其是南直隶地区的读书人，江南本来就比较富庶，书院也比较多，如今甚至还有私人性质的书院，专门研究吏员考试的题型，还是专门的卷子汇编印刷出版。”

　　“我听说苏州府和松江府，还有人专门包下马车，去江北地区甚至江西等地区，专门送人去参加吏员考试。”

　　“这就导致一些文教比较落后地区的读书人，非常憎恶这些外地人来考当地吏员。”

　　苏泽想到了穿越前的考公热，果然无论怎么变，都无法改变各地进入体制的热情。

　　申时行忧虑的说道：“其实这就是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，而且我东南以海贸立国，这份差距只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明显。”

　　申时行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。

　　从财政上看，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，以及最近崛起的广东，占据了整个东南财赋的近九成。

　　这个比例就算是放在大明，也是相当夸张的。

　　南直隶占据明廷税收比例很大，但是也没有形成如此巨大的差距。

　　仅仅是松江一府，收上来的银子就和江西一省差不多了，而且松江府的财政还在增长中。

　　而教育，就是当地财政最直接的体现。

　　只有经济比较好的地区才会大力投资教育，吃饭都吃不饱，就不要说读书了。

　　苏泽也思考起来。

　　教育不公平，这只是诸多省份之间不公平的一个方面，也只是舆论最大，读书人最关注的一个方面。

　　相比于教育不公平，各省之间的发展不公平还有很多。

　　甚至这也只是发展不公平的表象之一。

　　在苏泽穿越前，发生的债务问题，才是各地发展不公平的最大地雷。

　　苏泽想了想说道：“礼部可以在这些内陆地区投资建设一些学校，特别是专门培养吏员的专门学校。”

　　“那这些前往其他省参加吏员考试的读书人呢？现在江西、广西都有呼声，要求只有本省读书人才能参加本地吏员考试。”

　　苏泽摇头说道：“这就不必了，竞争是一件好事，而且外地人担任吏员，对于吏治也是好事。”

　　申时行也点点头，他不由想到了明初南北榜的事件，这就是地域不平衡导致的南北矛盾，在朱元璋时期的集中体现。

　　朱元璋用杀来压下了问题，又通过强行分榜来解决南北矛盾，但是给后期南北分裂埋下了隐患。

　　用行政手段干预，最后总有人会不满意，这是历史已经无数次总结的教训。

　　苏泽说道：“但是这种不平衡恐怕会越来越大，汝默，你觉得地方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原因是什么？”

第504章 发展不平衡矛盾

　　申时行愣住了。

　　各地发展不平衡这种事情，古代就有了，而且这个现象在历朝历代都很尖锐，其中一些矛盾甚至搞到王朝快要灭亡的地步。

　　申时行也是学贯古今的超级卷王，他想了想说道：“其中因为教育不公平而引起的地方歧视，从汉代就开始有了。东汉末年汉中和关东士族歧视西凉士人，多次商议弃凉，最后西凉武人集团崛起，出了一个董卓杀进了长安。”

　　“东晋北方侨族和南方士族的矛盾更是孙恩起义的暗线，引起整个东晋动荡。”

　　“到了唐代，安史之乱干脆就是这种地方上矛盾的直接体现。”

　　苏泽点点头。

　　申时行举的这些例子，就是地方上的不公平，导致人才无法流入到中枢，大量没有前途的人才投奔地方实力派，最后导致国家动乱的例子。

　　其中最经典的，就是唐代了。

　　苏泽说道：“都说大唐最早开始科举制度，实际上大唐的科举制度是远不如明朝的。”

　　申时行也点点头，大明有千百种不好，但是科举制度确实是在大明一朝才得以完善的，就连东南的选官制度，基本上也都是沿用的大明科举的框架。

　　唐代属于科举草创阶段，问题实在是太多的。

　　无论是考前行卷，还是大量的舞弊，大唐科举制度更像是九品中正制度向明代科举制度过渡的产物。

　　从武周朝开始，对河东士人的歧视，导致大量河东人才无法进入朝廷，最终流向了藩镇节度使，也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苏泽说道：“在古代，经济发展主要就是田产，适宜种田的地方自然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，而有了土地才能有有粮食，有了粮食才能有可以完全脱产的人口读书。”

　　申时行点点头，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了。

　　而中国的粮食产区，也是随着气候和土地资源的开发而逐渐变化。

　　隋唐富庶的关中地区，随着关中水利设施的老旧和黄土高原过度开发而引起的水土流失，再加上气候的变化，到了宋代就到了开封地区。

　　而随着气候变化，粮食主要产区进一步的向南移动。

　　从元代开始，江南逐步开始成为天下粮食中心。

　　才有大明江南文教风声。

　　苏泽说道：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不过在我们东南，经济基础已经变了。”

　　“除了农业之外，工商也成为地方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形成了一部分工商业主的阶层，他们也有能力让子女脱产读书。”

　　申时行点点头，其实在苏泽造反之前，江南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。

　　工商业主甚至要比地主更富有，而江南发达的经济，也让这些工商业主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
　　而在开海之后，这种现象就变得更明显了。

　　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所有人都开始有了分工。

　　以往的乡下地主，其实日子过得也并不是很好。

　　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买不到的。

　　在明代以前的时代，一个高级贵族所需要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是自己势力范围内生产的。

　　这一点在《红楼梦》中就有很好的体现。

　　贾府所需要的东西，都是他们府里田庄产出的，家里的奇珍异宝，也都是家里的铺子或者工坊制造进贡的。

　　从吃的到用的，贾府很少有东西是外购的，整个贾府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朝贡体系。

　　所以大部分的乡下土财主，也只能吃自己家田地的产出，偶尔才能从集市上换一些东西。

　　而想要过上比较丰富的日子，就需要大量的土地，这就不是普通地主能够做到的了。

　　在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，大部分人其实反而过得好了。

　　只需要赚钱就可以购买到想要的东西，而所有人需要关心的就只有赚钱这么一件事，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。

　　分工，沿海地区很多人有了发展自己的时间，而不是将自己都困在乡野的土地上。

　　就连一些温饱家庭，也开始将孩子送入机械工坊学习成为机械师，将孩子送入算学学校学习算学，让孩子报名参加军校。

　　最早开放的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三省，就最早进入到了这种状态。

　　苏泽说道：“其实江西本来也是科举大省，甚至一度超过福建。”

　　申时行点点头，江西科举也是很厉害的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嵩严阁老，就是从江西卷出来的进士。

　　“但是农业时代的科举，参与的人再多，也比不上现在的吏员考试。”

　　申时行也点点头，一个文教很好的县，一届能考出来一两个举人就不错了，而苏泽当年在南平参加乡试，前几届都没人能中举。

　　一座县城，在家读书参加科举的人，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。

　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松江府下的一个县，算术学堂三个月速成班，只要有些算学基础和识字的都可以报名参加，一年就能培养几百个能写能算的学生。

　　而这些人，都只是参加户房和工房有关的吏员考试的学生，因为只有这两房吏员考试最侧重于算学。

　　所以吏员考试开始后，江西本地的读书人不是竞争不过外地人。

　　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经考上了！而剩余的岗位都被从三省来的考生占据了。

　　苏泽说道：“现在已经不同了，如今各地发展，除了农业基础之外，城市的交通、位置、矿产，都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。”

　　申时行点点头，这些确实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苏泽话锋一转说道：“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经济作用，也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教育投入有关系，经济也只是客观因素。”

　　申时行也点头赞同。

　　苏泽说道：“而且我说的，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，并不是各地主观的发展动因。”

　　主观客观的辩证法，这也是苏泽多次撰写文章发书阐述是过的理论，申时行这些东南的高级官员都研究过。

　　在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因素中，客观的就是自然禀赋和区块位置，这些都是没办法改变的。

　　但是当地执政主要官员的主观想法，也确实能影响地区发展。

　　这就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。

　　申时行在担任教育大臣之前，是松江府的知府。

　　作为东南发展最迅猛的府，松江府的发展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最佳阐释。

　　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县，就是依靠前后几任主官的大力发展，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城，迅速发展成仅次于松江府甲县华亭县的第二大县。

　　甚至在港口、码头和证券交易中心在上海县建立之后，上海县隐约有超过华亭县的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