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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:第一帝国_分节阅读_第5节
小说作者:易中天   小说类别:历史军事   内容大小:229 KB   上传时间:2015-04-04 14:36:59

  退朝后,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,阿谀奉承。叔孙通却回答:不说假话,还有命吗?

  于是,叔孙通投奔项梁,后来又跟了刘邦。

 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。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,换成楚人的短衣。向刘邦推荐的人才,也尽是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。总之,叔孙通在汉王刘邦

  军中的表现,完全不像一个儒家。

 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,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。汉高祖七年十月,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。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,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,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(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)。

  刘邦重赏叔孙通。

  叔孙通却说: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,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,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。

 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。

  前面说过,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,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。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,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(太牢)祭祀了孔子。

 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,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。

  那么,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?

  因为他是新儒生。他很清楚,时代变了,儒学也得与时俱进。过去为邦国服务,现在为帝国服务。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,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。贵族是熟悉礼仪的。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,却并不容易。

  所以,他必须等待。

 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,这两条叔孙通都有。他很清楚,

  儒家那一套,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,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。他也清楚,中央集权后,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,反倒更有用。

  只不过,必须投其所好,灵活变通。

  所以,当刘邦南征北战时,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。同样,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,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。后来排练,刘邦也认为不难。其实哪里不难,不过删繁就简,做了调整而已。

  结果是皆大欢喜。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,也都改变态度,称他为“知当世之要务”的真圣人。

  圣不圣,不好说。不迂不腐,是真的。

  公孙弘也一样。

 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,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,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,堪称老奸巨猾。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。因此,每次金殿对策,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,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,汉武帝很受用。

  公孙弘还有一招:遇到难办的事,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,自己跟进。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,公孙弘就马上改口。次数多了,汲黯忍无可忍,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,斥责他不忠。

  公孙弘却答:了解臣的认为忠,不了解的认为不忠。

  汉武帝笑。

  另一次,汲黯又揭发说:公孙弘位在三公,俸禄甚多,却用土布做被子,这是狡诈。

 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。

  公孙弘答:汲黯所言属实。臣官居御史大夫(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),却用土布做被子,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。陛下明察,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,莫过于汲黯。今日汲黯当廷责臣,正中臣的要害。臣认账。更何况,如果没有汲黯,陛下哪里知道这些?

  结果,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。

  元朔五年十一月,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,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。西汉的惯例,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,叫封侯拜相。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,即拜相封侯。更重要的是,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。从公孙弘开始,先拜相后封侯的,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。

 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。

  仕途即前途

  的确,董仲舒和公孙弘,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。董仲舒是理论家,他回答了“为什么要独尊儒术”;公孙弘是行动派,他解决了“怎样才能儒术独尊”。

  怎样才能呢?

  垄断仕途。

 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。我们知道,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:邦国是贵族政治,帝国是官僚政治。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,都由官员代理皇权。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,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。

 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,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。所谓“非封侯不得拜相”,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。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,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?

  问题是,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。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,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。因此,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,只不过得慢慢来。

  公孙弘的办法,是先抓教育。

  元朔五年六月,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,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。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,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。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,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,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。

  此时,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,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。五经就是儒家经典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。为五经博士设弟子,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,为儒家培养接班人。

  公孙弘老谋深算。

 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,也是太学的教官。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。他们入学后,每年考试一次,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,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,不及格的退学。

  这样一来,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,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,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。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,进入权力机关,走上领导岗位,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,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。

  军人政府,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。

 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,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:武帝时五十,昭帝时一百,宣帝末二百,元帝时千人,成帝时竟多达三千。

  不难想象,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,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。至少,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。

  与此同时,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。

  知识阶层就是士。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,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,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。因为士的特点,是有知识,有文化,有技艺,无产业。

  他们就像毛,必须依附在皮上。没有皮,就动乱。

 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。天下一统后,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,流落民间,不知所从。如不妥善安置,岂非又要冒出范增、陈平和蒯通来?

  这当然很糟糕。

  实际上,武帝登基后,首先要罢黜“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”的士,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,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,只是找工作。

  但是现在好了。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:帝国就是最好的皮,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。只要尊孔读经,就能拜相封侯,荣华富贵,耀祖光宗。

  显然,这是一种收买。

  不过,帝国只收买儒生,却堪称高明。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。事实上,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,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。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,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。

  赤眉、黄巾、白莲教、太平天国,都如此。

  因此,尽管两千多年以来,王朝更替在所难免,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。同样,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,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。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,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。

 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。

  是啊,儒家奉献知识忠诚,帝国开放官位俸禄;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,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;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,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。

  一个独尊,一个至尊,一个垄断,一个把玩,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。

  但,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。

  的确,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,然而在事实上,行王道还是行霸道,却完全由不得儒生。王道好用够用时,自然不妨温文尔雅,歌舞升平。一旦不够趁手,就会大打出手,甚至杀人如麻。

  总之,帝国可以随心所欲,翻脸不认人,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,从此交出灵魂,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

  的自由。而且,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,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,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。

  因此,这是另一种“焚坑事业”。

  是的。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,只有手段的不同,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其目的,都是要统一思想。只不过,秦始皇威胁,汉武帝利诱;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,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。结果,始皇失败,武帝成功。13然而汉武帝的成功,却不是儒家的,而是法家的。法家其实很清楚,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,得靠诛心,正所谓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。14由此推论,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。

  相反,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。不要忘记,法家是主张“两面三刀”的。三刀,就是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;两面,则是赏和罚。始皇用罚故焚书,武帝用赏故尊儒。但,给儒家吃冷猪肉,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。

 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。

  受辱,还是去死

 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:

  建元二年,御史大夫赵绾下狱自杀。

  元光四年,魏其侯窦婴被杀。

  元朔二年,齐相主父偃被杀。

  元狩四年,前将军李广自杀。

  元狩五年,丞相李蔡下狱自杀。

  元狩六年,大司农颜异被杀。

  元鼎二年,御史大夫张汤自杀。

  元鼎二年,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。

  元鼎五年,丞相赵周下狱自杀。

  天汉三年,御史大夫王卿自杀。

  征和二年,丞相公孙贺下狱死。

  征和三年,丞相刘屈下狱腰斩。

  后元元年,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。

  以上十三人,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,其中丞相五人,御史大夫四人。不在名单中的,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,以及新太子(汉昭帝)的母亲钩弋夫人。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,有的死于他的峻法。

  比如李广。

  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,是被匈奴称为“汉之飞将军”的。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,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。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。文帝说,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,封万户侯又算什么!

  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。

  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,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。元狩四年,武帝发动漠北之战,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,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。这时他已六十多岁,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。

  可是作为前将军,李广接到的命令,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。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,其实另有原因。原来,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:李广命数不好,是单数。孤星照命,让李广打头阵,恐怕不吉利。

  汉武帝一句话,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。

 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。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,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。由于东路难走,又没有向导,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,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,甚至审判。

 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,李广却不肯配合。他说:我老了,无法再对簿公堂。于是拔刀自尽。消息传出,全军皆哭。老百姓听说,也都哭。

  那么,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,也不申诉?

 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。想当年,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,就曾心有余悸地说:我将兵百万,位极人臣,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。

 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。比如云中太守魏尚,出生入死战功赫赫,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,便被下狱罚为苦力。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,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?帝国却不依不饶。

  我们知道,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,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着称的。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,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,便会被绳之以法,何况武帝时代?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,李广又哪里是对手?

  所以,受审即受辱。

  士可杀不可辱,李广选择了死。

 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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